天启皇帝带着大胜返回京城，建奴的重臣和俘虏都纷纷被审判处刑。
笼罩在北方北边头上的辽东战事不利的乌云一扫而散，在京准备会试的举人们都为此发自内心地高兴。
无人觉得辽东战事糜烂，都对天启皇帝亲征大胜很支持。
东林党这种以儒家道德为标杆的文人朋党，对天启皇帝暂时有怨言而不说。他们抱怨的点主要集中在天启皇帝自己掌握大权，这次出征平定盐商、白莲叛乱确实是朝廷和士子们知道的，但是结束后突然渡海去了辽东，这件事没经过他们的知晓和讨论。
对于以天下主人、以道德监督国政自居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心中不满的。
可是局势已变，他们在京城没了继续抨击朝政的土壤，只好把各种抱怨收着点了。
心里想着京城不好抨击，江南还有许多不那么崇敬天启的士子，还有一批喜欢抨击政治的书院，这些话可以托朋友、同乡在那边议论。
他们想多了~
江南虽然有抨击朝政的士子和书院，可是自从朱由校南下扬州以后，江南也有响应天启，积极推进改革，舆论开始抨击清谈不作为的风气。
京城天启主导一切，江南成为双方舆论的主战场了。
苏州的一批产业商人，尤其是纺织业、陶瓷紫砂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们，听到天启打赢了辽东大战，还在高丽支持了新的国王执政，都感觉到机会来了。江南的商品可以进一步卖出去了，不仅仅卖到吕宋和倭国，高丽和奴儿干都司远方部落也很需要这些商品啊。
尤其是棉纺品，在山东发展很快，江南的产业商人也不甘落后，这些棉纺品倭国、吕宋不买，之前都是沿着大运河往北卖，这回可以渡海往高丽和奴儿干都司卖了。
他们都热切支持天启的壮举，支持他的海运计划和大胆的外交政策。跟抨击天启行为冒险，如同正德一般不务正业的清谈士子激烈辩论起来。
但关于政策的争论还不是江南的舆论战焦点。
也许京城讨论政策会多一些，但江南自有它的特色和延伸，甚至上升到执政方向与哲学流派中。
保守派认为当今粮食和税收不足，该回归重农抑末，一定反对奇技淫巧。朝廷必须重视仁义和道德，扭转嘉隆万仁德不足的弊病。
在执政方向上，希望以道德和人治来实行统治，一切朝政都以道德准则先上纲上线，然后才是具体实施合不合适，一切用“四维”、“八德”讨论衡量。
至于什么御驾亲征、海外贸易、跟传教士交流......都是这种思想下抵制的。
当然，在朱由校带动下，江南这批从事实业的人反对这种思想，认为当今乃古今未有的经济、产业、政治变局。就拿枪炮与白银来说，枪炮无不出自工匠之手，实乃战场利器，怎能用奇技淫巧称之。白银更是大明产量较少，如果限制贸易不就没白银了吗？
所以他们提出首先要知行合一，不能一边用着着银子享受城市生活，一边重农抑末却抵制贸易。支持王阳明说的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要把孔子的是非标准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尤其是不能把孔子没有讲过的话当作洪水猛兽和错误的加以抵制。
简言之，江南开始出现“尊王、尊孔”之争，表面是王阳明与四书五经之争，再深一点是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之争，然而其根本是社会变化以后人们变革与守旧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