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终究是个角落，大明的正经事不能被它耽误。
天启三年朱由校的改革重点在宗室收尾和文官开始下一轮大改革。
宗室那边一切进展顺利，文官这边铺垫已久该开始了。
首先就是京察和地方轮察。
京察是大明考察官员的一种制度，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察，后改为十年一考察。弘治年间正式固定下来为六年举行一次。
这个制度本身很有效，可是时间足足过了二百多年，再按照旧制度肯定会出问题了。
大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仕宦大夫知廉耻而自重，以挂名通报察典为终身耻辱，多数官员操守尚好。
但是往后各朝制度逐渐崩坏，中央机枢六部九卿科道林立，位高权重之辅臣各有党羽。
每遇京察，借此伸恩怨而狭私者在所难免。吏部考核原本也是人为之事，倘若事涉高层派别权力角逐，则中下层官员之贪与不贪，勤与不勤，能与不能均可两说。占据上风的派别就会给敌对派司员所获注考评语多为贪、不勤、不能。反之亦然。
比如嘉靖朝一开始嘉靖皇帝还能压得住文官，后面虽然不是压不住，但已经不是靠帝王权术、京察整顿、礼法依据，而是不得不依赖权臣了。
隆庆四年，谕旨命首辅高拱主持京察大计。高拱请旨与都察院同理此事，遂黜降不少司官主事。两年后，高拱以专恣擅权被勒令致仕回家，而被他削黜的官员却再不得叙用。
万历朝，阁臣权重，常庇护属下挠扰察典，致群臣相争如水火。
张居正时代，对官僚系统进行整顿，效果显著，用考核的方式解决大量问题。
四品及以上官员，在明朝展开“吏治考核”的时候，需要采用一种“自陈”即主动向皇上奏请的方式，来向当朝皇帝表明自己是否恪尽职守、严于律己；五品及五品以下官员则采用一种“堂审”的方式来展开“吏治考核”，也就是由“吏部及都察院会同所属部门的官员共同考察。”
当时张居正推动万历新政，虽然有用自己人的私欲，但是整顿效果很好。可以有不同派系，但必须是循吏；可以有贪墨私欲，但是必须能干有本事。
有殷正茂、戚继光、申时行这种不太干净但很有才能的人，他们跟张居正一起确实开启了一个很有成就的时代。
只可惜就十年，但余晖足以辐射出万历三大征和资本主义萌芽。
朱由校反复思考，认为靠个别政治人物的方式终究走不远。
高拱、张居正都是一时人杰，京察也能行之有效，但是人走茶凉，再加上反攻倒算，京察的成果瞬间就没了。
张居正被清算后，京察很快沦为党争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