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对商人阶级的厌恶尤为深刻：但凡是行商者，其户籍都从原本的农籍中取出，纳入单独的商籍之中。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就是把户口本换了个分类吗？
实际上，西汉农籍和商籍的区分意义，类似于后世开国初的成份区分；农籍类似贫农阶级，商人则类似于地主阶级。
也就是说，一旦被纳入商籍，便意味着政治成份带上了污点，基本没有机会进入体制之内，甚至无法向正常人一样生活——列入商籍的人，官府会单独划分出居住区域，集中居住。
所以封建时代的商人，永远无法发展为资本——有钱之后，商人都会花大半家财走通门路，将自己的户口从商籍拉回农籍，再用剩下的钱在家乡购置田地，做个土财主，成为地方豪强。
对于这种赚了钱，就跑回家乡剥削农民的地主豪强，西汉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以‘为天子守陵’的名义，将各郡豪强富户强制迁移，武装押运到关中，天子陵寝附近的陵邑之内，近距离监控管制。
对外美其名曰：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以固国本。
通过这样一茬茬割韭菜的方式，国家政权得以保证在人才储备，以及社会财富等方面，关中对关外的单方面碾压。
而豪强之所以在地方呼风唤雨，靠的自然不是有钱——要真说起来，皇帝才是天底下最有钱的人！
他们靠的，是在地方上积淀多年的名望，以及多年经营出的人脉。
骤然被政府强制迁徙，到了鱼龙混杂的皇城脚下，豪强们自然就被磨掉了爪牙；再被关中地头蛇敲诈一番，其家祡大幅缩水，便在数代之后泯然众人。
不过，汉家多年坚持不懈的将豪强从地方迁入关中，却没能避免其中的佼佼者即便到了长安，也没有被地头蛇撕碎，反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长安地头蛇的头头。
安陵杜氏，就是这样一个励志的例子。
早在刘邦病逝，惠帝登基那年，刘盈的安陵便正式动工，安陵邑在不久之后落成，杜氏就被作为典型，举家潜入安陵。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长安本地豪强大跌眼镜！
杜氏并没有如别的家族一般，被长安本地的豪强分食，而是一到安陵邑，都还没来得及住进新家，当代杜氏家主便找人托关系，联系上了当时的右丞相陈平，提出将嫡女送与陈平的庶子为妾！
当时的舆论认为，即便是给庶子纳妾，陈平作为开国功勋，也不会愿意和商户扯上亲家。
可是三天后，杜氏嫡女便在长安百姓众目睽睽之下，被抬入曲逆候府后门。
至于原因，则是在不久后揭示在长安百姓面前——杜氏将家乡粮库中的粟米全部拉到长安，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售卖给了陈平掌下的国库。
看上去，杜氏似乎没有做什么，但实际上···
高祖刘邦四十七岁才起兵，自是没有什么经济概念；发现国库穷的跑耗子，便一拍脑门，发行了三铢钱，并规定三铢钱的价值，等同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秦半两钱。
要知道秦半两钱，重十二株！
刘邦却规定三株钱，半两钱价值相同，这就相当于：国家拿着一张五块，来换你手上的二十。
一夜之间，汉家天下集体通货膨胀四倍！
而作为皇城，本就人口集中，物资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的长安城，物价更是狂飙不止。
杜氏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将那接近十万石粮食卖陈平给国库时，长安的粮价，是一石三千五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