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陈韶并不想触及自己今年到柏林之前的回忆。却真的忘不掉。
柏林热闹的大街人来人往，走了这么远才见到一个乞丐。大周人口众多，乞丐比例和德国差不多，数量自然会多些。
然而印度的乞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孟买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瘦弱小孩子沿街乞讨。人流量很大的路段，坐在街边的成年印度乞讨者一个挨着一个。穷困已经不是针对少数人的厄运，而是覆盖了印度贫民窟的常态。
三年前，也就是1897年，陈韶跟随母亲陈馨婷参加了徐衍先生的葬礼。徐衍先生是陈韶母亲的好友，也是著名的记者作家。他最出名的一篇报道是在1852年写的《包身工》。
在大周保定陆军校园的私下社团中，对徐衍先生的评价颇为分裂。大同社就认为徐衍先生的《包身工》开创了基于劳工立场的批判。
陈韶则对《包身工》里面那位被称为‘芦柴棒’的小女孩印象深刻。文章里面写，她的手臂如同芦柴棒般干枯细小。这是相当挑战想象力的描述。
直到1900年5月，亲眼在印度贫民窟里见过成百上千的印度‘芦柴棒’，陈韶才明白作家对1850年大周的描述并未夸张。自大周1870年新政后，遍地骨瘦如柴儿童的赤贫局面只是在大周消失了。在整个世界依旧广泛存在。
也是在印度，陈韶第一次见到的饿殍。骨瘦如柴的饿殍倒毙街头。便是陈韶知道身为军校生的自己会成为军人，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但是饿殍却让陈韶感觉背后发凉，无法接受。
然而震动陈韶的并非只有穷困与死亡而已。在印度，陈韶见到了另外一种英国人。
在大周有世界各国的外交人员，也有各国商人。这帮家伙们穿着得体，礼貌温顺。面对华夏人总是笑脸相迎，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少数外国人甚至得到了华夏人的喜爱，融入了华夏社会。
在印度的英国人则完全不同。
粗壮肥硕的英国警察率领殖民地的印度警察杀进骨瘦如柴的印度穷人堆里，简直是虎入羊群。油腻的壮汉们挥动手里木棍左抡右打，那份张扬，那份挥洒自如的嚣张，那份理所应当的从容。与陈韶见过的英国佬判若两人。
离开印度之后，陈韶在6月初抵达了奥斯曼帝国。比起印度普通人的穷困，保持了独立的奥斯曼帝国或许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然而奥斯曼帝国正在欧罗巴列强的压迫下摇摇欲坠。帝国军校学员们大多出身奥斯曼中上层，在时间不长的接触中，陈韶能够感受到这些人对欧洲列强的愤怒与惶恐。
这一切，与历史书籍和文章中描述的1840-1870年大周30年混乱竟有些类似。
回想这些，胸口仿佛被压上了大石头。陈韶加快脚步，想让自己的呼吸更顺畅些。
背后的秘密警察李斯特一惊，感觉自己的跟踪好像被发现了。只能放慢些，同时紧盯着陈韶行走的方向。
陈韶心中仿佛燃烧着一团火，此时恨不得奔跑起来。
外国发生的事情毕竟是外国，再触目惊心也是别人家的事情。然而在去年冬天，母亲突发疾病，病的很重。陈韶从军校赶去医院，母亲拉着陈韶的手喃喃的交代后事。然而第一句话就让陈韶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母亲的简短讲述中，那是一个满清获得了胜利的世界，那个世界的华夏在满清统治下并未推行工业化，全面落后的满清遭到工业列强的入侵，陷入集结了印度的贫困与奥斯曼的绝望于一体的地狱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