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仁庆
最近，我闲来无事，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王蒙先生的短篇小说《春之声》。
王蒙是我较崇拜的老作家，他的坎坷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厚度和创作的传奇。他先后著有《青春万岁》《这边风景》等长中短篇小说100多部（篇），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国发行。
《春之声》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1980年《人民文学》杂志第5期上，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在当时那个全民崇拜文学的时代，全国不少人都知道《春之声》这篇小说。《春之声》之所以轰动全国，特别在文坛形成“爆炸”效应，是因为这篇小说拉开了后来风靡全中国文坛十几年的“意识流”文学创作形态的序幕。从王蒙先生的《春之声》之后，中国文学的“意识流”作品一发不可收拾，不少作家都开始尝试创作“意识流”作品。我当时作为部队一个小小业余文学爱好者，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了“意识流”小说。后来王蒙先生又发表了《蝴蝶》《布礼》《海的梦》《夜的眼睛》《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意识流”作品。还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莫言的《红高粱》和《红蝗》、周克芹的《勿忘草》、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铁凝的《哦，香雪》、吕雷的《火红的云霞》和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等等。当时，我们年轻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意识流”的崇拜，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形容的。可以这样说，当时是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意识流”文学作品不可不读。我读了多少部“意识流”作品，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阅读的感受，越读越想读，越想读越读。读“意识流”作品，就像吃刚出锅的油条，香酥可口，上瘾。《春之声》就是我读无数“意识流”作品的其中之一。
当时全国的文学杂志很跟风，自从《人民文学》首发了王蒙先生的《春之声》之后，全国所有杂志社都開始刊登“意识流”作品，每期杂志最少得刊登一篇，如果哪一期没有“意识流”作品，似乎杂志社没法向读者交代似的。因此各地文学杂志社都需要大量的“意识流”稿子。我当时也比葫芦画瓢地写了两篇“意识流”作品，一篇题目叫《海的情》，一篇叫《友谊是纯洁的》，盲目地投给《东京文学》和《前卫文艺》。很快《海的情》就发表在《东京文学》的月刊上，而《友谊是纯洁的》发表在部队刊物《前卫文艺》上。如果这两篇不是“意识流”作品，当时应该是发表不了的。由此可见，当时“意识流”稿子是多么地受杂志社的欢迎。
那个时候，我在野战部队一个步兵团通信连当兵，因为那一年我们团的主力部队大都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军部搞基础设施建设去了，我作为留守人员在营房执行守护任务。所谓的“守护任务”，也就是除执勤值班外，大部分时间是帮助炊事班做饭和种菜。这样的留守工作，使我有了大量的阅读时间。小说《春之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反复阅读的。
记得当时，这期《人民文学》杂志发到连队时，我正在帮助炊事班烧火做饭。因为通信连队业务特殊，留守人员比其他连队较多。我们连的总机班、外线班、电台、两瓦无线班、徒步通信班和司令部值班室都得留守值班人员和技术人员，所以我们连队大部分官兵不能去军部搞建设。由于炊事班的留守人员少，这样的话，炊事班的任务就很重了，于是我们就轮流帮助炊事班做饭。当时，我向炊事班长察永清提出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在我帮厨的时候，尽量让我烧火，这样我就能利用烧火的机会阅读杂志。察永清战友与我是同年兵，山东临朐人，人品很好，乐于助人，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在帮厨的时候，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时我自费订阅有《人民文学》《大众文艺》《奔流》和《萌芽》等杂志。加上连队订阅有《解放军文艺》《前卫文艺》等，我每月都能读到很多文学作品。那个时候我渴望读书，1980年夏季和秋季，在我留守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喜欢阅读的就是“意识流”作品。《春之声》是我阅读的第一篇“意识流”作品。因此，至今难忘。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文学形态。“意识流”本来是心灵学术语，最早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来的。后来由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把这个名词引进文学。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以作家王蒙为代表兴起的“意识流”文学形态，其实叫“东方意识流”。“东方意识流”和“西方意识流”的区别在于，“东方意识流”作品还有一些可记忆的故事和人物，“东方意识流”作品多采用蒙太奇手法，慢镜头描写，多视角叙事和意象比喻，把时空顺序打乱，让人在文字迷宫内体验人物思维意识的流动，从而达到阅读的神秘感和快乐感。而“西方意识流”作品是纯三无作品：无故事、无情节、无人物，打破时空界限，叙述人跳跃式的思想意识和意识飞向远方的轨迹，是有较大的浓缩性和凝聚力。唯主观，反理性是它的总特点。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等。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限制，纯“西方意识流”的作品，中国阅读者难以接受，于是就形成了“东方意识流”的形态。王蒙先生的《春之声》就是继承“东方意识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