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鹤鸣于万历四十二年担任陕西布政使，不久擢升贵州巡抚、右佥都御史，平定苗乱。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担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已经开始参与走私，不算太大。
擢升贵州巡抚平定叛乱时赚了不少，他的胃口变大了。
期间与贵州水西宣慰土同知安邦彦交易火器、滇马、食盐。他起初只与安邦彦交易，后来通过安邦彦勾搭上了永宁宣抚司土司奢崇明，交易量就更大力了，这件事四川的地方官员也有参与。
晋升三边总督之后，张鹤鸣管辖范围更大，走私已轻车熟路，手段比以前高明多了，三边的军政大员无不以张鹤鸣马首是瞻，获利越大名声越好。
因为三边地域广阔，军政与监督的太监又十分抱团，东厂、西厂调查人员费尽周折，终于有了一定收获。
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合称陕西三边。弘治十四年设三边总制，总督三边军务，设总制府于固原，称固原镇，也叫陕西镇。
这是因西北部沿边境分设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后，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相互无协防职责，故多有败绩。为有效巩固西北边，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总揽其权。
三边总制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的九总兵。
东厂、西厂查到一些情况，地方吏治问题很大，互相勾结和倾轧，总之亟待整顿。
细节问题只能全部抓捕之后严格审问才能弄清，因为已经烂透了。
但是跟蒙古、奢安倒卖军火等禁止商品，主要是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1618年开始出现这一情况。
张鹤鸣走后三边军政人员已经抱团了，后续朝廷派去的三边总督及其他官员也是吏部尚书周嘉谟一手安排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参与了走私，不可能揭发张鹤鸣一伙所犯的事。
因为张鹤鸣想转移视线，故意为调查设置障碍，甚至想把曾经阻碍过他的人拉下水，多找些垫背的，因此上张鹤鸣的话有真有假。
张鹤鸣的话不用全信，而且怎么处置也不需要由他们来决定。
朱由校一定要把西北、西南的大案调查个一清二楚。西北、西南的摊丁入亩正好趁机进行了，以前朱由校一直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生怕引起大乱。
张鹤鸣被抓已经抱不住秘密了，不及时采取强制手段三边必然生变，甚至会发生叛乱或者投敌，或许勾结外敌引狼入室。
前世这个时间奢安之乱已经发生，因为朱由校打赢了与后金的战争稳定了辽东，奢崇明与安邦彦才没敢反叛，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朱由校不能给他们留下准备的时间了。
但是，恰恰是万历四十六年以来，这些官吏的升职都经过吏部之手，周嘉谟就是当时的吏部尚书。
他有失职的责任。
另外查到，周嘉谟接受贿赂，但是金额相对不大，且都是之前做的，在天启朝完全没有干过。
张居正时期的京察对于官员考察严格，不仅对贪污严查，还对政绩核实，不称职的人都有可能在京察中不合格而辞退。
京察本身是整顿吏治的关键政策。